第四十五章 国音动心

其实，因为人的颈椎处没有主动脉，阿凤又急于追杀姚金银，所以下手快，离开得也快，并没有沾染上管家的血迹，而是她在与执勤战士抢夺剪刀时把手划伤了。

冯世功见状，连忙上前给她进行包扎。郭振山站在一旁，关切且焦急地看着。

跑过来的豆子看到被抬走的姚金银，不解气地唾了一口口水，又看到姐姐阿凤失神的样子以及受了伤，便急冲过去抱住阿凤大哭起来。

冯世功正在剪开纱布一端以便做最后的绑扎，被豆子这突如其来的一撞，不由“啊”了一声。

阿凤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推开豆子，对冯世功抱歉道：“这位长官，他不是故意的。”

冯世功笑一笑，说：“没事。”

虽然回答只有两个字，但也让阿凤诧异不已，因为她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，出门最远就是从大渡河对岸被卖到了这里，也就从来没有听过正规的官话，更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官话。所以，就愣愣地看着低头给她做最后绑扎的冯世功，似乎是想搞清楚他怎么能够说出如此好听的话来。

要知道，历史上的中国官话往往是以政权更迭及定都所在而发生变化。同时，由于地域广阔、交通不便而造成了交流推广不易，所以“十里不同音”的现象极为普遍。即便到了清末民初，不同地域的清廷官员之间，或是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革命党人之间，如果说或听不明白了，情急之下也只能进行笔谈。

辛亥革命后，国民政府确定了以“京音为主，兼顾南北”的国音，也就是将北京话和南京话结合起来的国语。

然而，在实际推广中，尤其是在现代新式学校的教学中，由于对标准音的实际发声看法不同，南、北方教员之间总是各执一词并争论不休，最终在1920年酿成全国范围的“京国之争”，结果反而是南方更支持单独使用“京音”，即以北京（时为北平）音为国音标准。

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统一的中国为确立和推广标准国语奠定了基础；

1932年5月，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了《国音常用字汇》，而当时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广播电台随之予以采用。

不过，这毕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因此，在“东方大都会”上海所拍摄的电影中，那些明星们所说的仍是带有吴语特征的上海国语。

在收容队中，叶子茂是上海人，不过红军战士中多是江西人，他又在井冈山、瑞金地区待了七年时间，所以日常用的是江西话，有时会讲上海国语；

沈志杰是广东人，他与战士交流时，用的是江西话；在刚才的宣讲时，则尽量使用并不流畅的国语和刚学了一些的四川话，所以就显得非常南腔北调；

潘得贵、石玉宝、秦有根、秦福生是江西人，当然说的是江西话。不过，潘得贵是便衣队出身，不仅善于乔装打扮，而且颇具语言天分，所以，在长征途径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贵州以及目前的四川时，就顺便把当地语言学了个遍，只是由于逗留时间的长短而显得流利程度不同而已；

王大雷、吴成国、豆子是四川人。其中，王大雷曾在以粤军为班底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当过兵，顶头上司就是沈志杰，所以会说广东话，在当了红军后又学会了江西话；

只有冯世功，他的家乡在距离北平仅一百余公里的保定，虽然当地口音也带有浓重的地域性，不过毕竟保定府曾是直隶总督署所在地，进学之风浓厚，在1896年至1906年的十年间，更是各级现代新式学校先后成立的时期，包括蜚声海外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

因此，冯世功从小受的是新式教育，学的也是京音国语。

在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，他又考入位于北平的**陆军军医学校（当时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）。进而，五年的京城学习与生活让他对京音国语更是熟稔，加之本人带有传统家庭教育的儒雅之风，所以在阿凤听来和看来，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。

就在这时，郭振山递上一碗水，关切并带着些许怨气地说：“阿凤，喝水。”

正在低头收拾医药箱的冯世功闻声，下意识地抬头看去。阿凤连忙将视线转向郭振山，并伸出左手接过水碗，又躲躲闪闪地看向冯世功，似乎在问：现在能否喝水？

冯世功知道在老百姓中有“伤后喝水会造成失血”的说法，所以职业性地安慰道：“喝吧，你的伤口不大，流血也不多，现在又包扎好了，没事的，喝吧。”